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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宜昌的人，临着下牢溪的三游洞必得一看，将满壁的摩崖吟味一番后，脚下再紧点儿，绕至山后，差不多是三游洞顶的位置，会瞧见一座重檐的高大亭子。柱身粗圆，尖长的翼角飞翘，形若鲲鹏向西陵峡外寥廓的江天振翅。亭前花木，栽植颇茂，透过枝桠把目光朝漆板金书的亭额凝定，“至喜亭”三字又让一种气韵添在心头，更跟那清歌似的江声配到一处，愈觉这西陵峡口风光的有味。
亭中一碑，刻了细密的字，是欧阳修的那篇《峡州至喜亭记》。峡州，原先写成“硖州”，北宋元丰年间，换了同音字，改“硖”为“峡”。峡州的治所在夷陵。“夷陵”这个名字很老了，到了今天也未废，宜昌仍设夷陵区。
宋景祐三年，欧阳修因替范仲淹直言，得罪宰相吕夷简，落职为峡州夷陵县令。峡州太守叫朱庆基，建了一个亭子，供过往船家休憩。朱太守仰慕欧阳县令的文名，请他写了这篇记。一个地方官，做了有功德的事，属文以志，为自己留下身后嘉名的心思大概是有的。
长江之水太急了，欧阳修的字句，其调促速：“倾折回直，捍怒斗激，束之为湍，触之为旅。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，不及顾视，一失毫厘与崖石遇，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。”过了这一段险途，“江出峡，始漫为平流。故舟人至此者，必沥酒再拜相贺，以为更生”，复杂心境，全在酒里了。我自小出入风涛，深知此种体验是拿性命换来的。
在这样的地方筑亭，自有寄托：“作至喜亭于江津，以为舟者之停留也。且志夫天下之大险，至此而始平夷，以为行人之喜幸。”这节话，把亭子的得名讲清楚了。那些履险克难而来的船夫，登岸入亭，喘口气，困乏稍解，顿感松快，心里也极踏实。这座江亭的实用功能聊博欢心，在弄船击浪者看，这固然是一喜，且为大喜。
造亭的朱庆基，其实也不算什么显达人物，却有恤民的热情，殊可钦敬。况且夷陵远处僻壤，廪俸皆薄，即便施了善政，在除授官职上，亦难凭此进阶。虽如此，“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，其心又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，《诗》所谓‘恺悌君子’者矣”。看到百姓避开忧患而过上快乐日子，朱庆基是高兴的，此又为一喜。
亭子本是船夫歇脚处，欧阳修却悟出了事理。立在江畔的它，很似一座碑，成为清正人格的象征。过此之客，会从江面、滩头投来感念的目光，轻轻摩着它的上下。肯为之撰记，表明欧阳修对朱庆基的为官之德，心以为然。
载道文章，总要含些意义。这篇记，写出了船夫之喜、官员之喜。到了宋庆历五年八月，欧阳修因参与新政，贬为滁州太守。他得闲而著《醉翁亭记》，此篇的末段云：“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”欧阳修宦途多舛，只看这两篇记的文意，一个落在“喜”字上，一个落在“乐”字上，胸襟都是开豁的，情绪亦极条畅。跟他同朝任吏职的范仲淹，做过《岳阳楼记》，寄怀虽涉忧乐，着眼处却多在那“忧”的一面。
楼亭之文，笔意深长，各有它们的滋味。
欧阳修早孤，其母“以荻画地，教以作字”。稍长，诵读韩愈书，师仰其大含细入、渊博深厚的风致，自为一家之文，乃蔚成“苍坚雄遒”气象。钱基博以为“韩愈风力高骞，修则风神骀荡；然备尽众体，变化开合，因物命意，各极其工，而不可以一格拘，此所以不可及也”。他做论说之文，能“因事抒议，而工于辨析，条达疏畅，理惬情餍，不同愈之盛气强辩”；他做记游之文，能“悲愉如量，因事抒感，神韵欲流，最旷而逸”。只看《峡州至喜亭记》，大可见出笔法变化的巧妙。以亭入文，纵谈人世道理，词旨剀切亦不乏对挚伴的友情，真是“因物命意，各极其工”。欧阳修给了木石之筑一个精神的宇宙。
亭架旋梯，我上去，左右一看，远峰近峦，一派浓碧，倒把江身衬得愈黄了。东望，荆襄之野奔来眼底，气势甚大，甚壮，足称楚天形胜。出了西陵峡，“江随平野阔”，神意倏忽就畅朗了。无论朝暮，也无论晴雨，江面总是烟霭飘浮。出峡的轮船拉响一声笛，低沉，悠长，带着欢悦。人全跑到甲板上，从那里望过来，还要起劲地挥手，一时心绪也是“喜”的。泻得那么凶的江水，出了这个峡口，收敛性情，服帖地漫为静流，水态缓而山势平，“水至此而夷，山至此而陵”是也。宜昌为何得了“夷陵”的古名，一查字义，谁都不难明白。
欧阳修还做过一篇《至喜堂记》，笔趣相类。“地僻而贫，故夷陵为下县，而峡为小州”，物力维艰自然可想。虽如此，朱庆基的情怀却是不减的，弘济苍生的夙志使他定要有所作为。冠上“喜”字的亭与堂，俱有兴造，又经欧阳修这么一写，焯有声名，世人当另眼相待了。去宜昌三游洞至喜亭一定要做好行程路线安排！
